臧振戈辰隨筆閱世讀史為師出版

作者:臧振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副標題:閱世、讀史、為師

出版年:-6

頁數:

定價:49.00

裝幀:平裝

ISBN:6

目錄

序(趙世超)

小引

一、鷺於集——閱歷感悟

不妨坐一次慢車

不妨受一點委屈

小議“下跪”

汪福謙的大學夢

我為什麼不集郵

漸入佳境

金明寺歲月

讀與思——年5月21日記

史家風範,高山仰止——從拜會劉家和先生想到的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從級歷史文獻學作業想到的

我與斯先生

重游張良廟

茅坡村之祭

答呂博——承前啟後、傳承文化史歷史賦予我的使命

我與社會,我與師大

二、無斁集——師生論對

《梅溪存稿》序

趣談讀史

讀史三境界

雪夜閉門讀《尚書》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關於“書呆子”與“空疏狂妄之輩”

我也給女大學生來點“忠告”

我們是誰?

關於原始社會的形成

關於原始社會史的研究

關於禪讓

科學需要嚴謹,來不得半點想當然——與《殷商“上帝”與外星文明》作者陳先生商榷

《中國歷史文選》《牧誓》“新注”商榷

關於周代教育,有一點,要跟龐慧商榷

“關公戰秦瓊,張飛殺岳飛”——關於《〈尚書〉中的蒙古語成分》

重讀朱維錚先生手跡有感

關於“閏年”和“無中氣置閏”——答hutianxiao同學

關於“封建”名實問題的討論

從利比亞說起——關於“革命”與“民主”的一點思考

級古玉文化討論課總結發言

漫談研究生史學論文寫作

博士論文應該怎麼寫?——給ZYJ同學的信

我欣賞富萊普

成都有個家

珠海望海樓雅集

人生如夢,世事滄桑——參加級同學畢業十周年聚會有感

澎湃的唐潮

三、夙夜集——讀史札記

試論人與動物的區別

圖騰起源之謎

族外婚之謎

新石器革命——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兩種奴隸制

略論東西文化的差異

什麼叫不朽

不信邪的子產

晏子的睿智

焚書坑儒

帝王千古愁

關於封建社會農民戰爭歷史作用的爭議——兼評黃巾起義的歷史作用

孔子和董子的命運

閒話董仲舒

玉華宮懷古

從達阪山麓到禿尾河畔

圓明園之思——讓恥辱成為歷史,把光彩留給後人

絲綢之路

文化交流與三秦興衰

讀史趣談

贊“杞人憂天”

贊白樂天自撰《墓誌》

沈子榮應試

誆人術

太尉的金銀

伍子胥與杜拾遺怎麼成了夫妻

以訛傳訛與將計就計

史老師信箱

何謂“三皇五帝”

商鞅變法的時間

為什麼蓮花會成為佛教的象徵?

我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為何取名白馬寺?

關於尼姑庵的問題

《敕勒歌》究竟是哪一個民族的民歌

明代對西藏地區的管轄

歷史上南京城有多少稱謂

四、遲到的祭奠(選)

憶汪篯

我見許大齡教授

懷念邵循正先生

憶詩人郭蕊

恩師劉毓璜先生

趙吉惠的魅力

難能差強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跋(石萍)

我與社會、我與師大

“情系師大,學人之旅”報告會發言稿

在我退休之際,學校組織這麼一場報告會,讓這麼多同學來聽我回顧自己的“學人之旅”,講講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自己與陝師大的緣分。獲如此殊榮,令我誠惶誠恐!因為我們學校在我之前、與我同時退休的教職員工,有很多先進的人物和先進事蹟;很多人對師大的貢獻和學術成就比我大得多;每個人都有自己辛勤的一生、努力的一生和特殊的成績值得向大家述說。作為第一個來講的人,我覺得我不配,所以誠惶誠恐。

但是同時,我也有好多話願意跟大家聊聊,算是對過去的一個總結和新的退休生活的開始。有這麼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得珍惜!

所以我就來了。在這麼多人面前講話,這是我來陝師大二十六年的第一次!有點緊張,請大家諒解。

我向大家報告的題目是:我與社會、我與師大。

我與社會,講我是怎麼成為一個陝西師大老師的。

我與師大,講我是怎麼在陝西師大當歷史老師的。

我理解這個所謂“報告”,實際是退休前跟大家談談心,不是作論文,更不是傳達什麼精神,所以應該比較隨便,想到哪說到哪;不全面,更不一定正確。有不妥處,歡迎大家指正。

反正已經退休了,跟大家說老實話,我其實是一個差生。

一個差生怎麼成為一個大學老師的?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主要內容。

先講我怎麼是差生。

我小學畢業沒有考上中學。我從當時一本雜誌《紅領巾》上得知像我這樣念完了小學的人叫“高小畢業生”,因此搖頭晃腦頗為得意。街道辦事處劉幹事召集了我們方正東街和附近方正街、福德街、石馬巷的失學少年成立自學小組,還要我當組長,我堅決不幹;把我急哭了他才算了。結果是我家對門楊毛毛(關於楊毛毛,有興趣者可到歷史文化學院“西嶽論壇”我的博客《遲到的祭奠》去看《楊毛毛》。)自告奮勇當了組長。楊毛毛要求我們特別嚴,我們不聽他的,五個人拜把子結為兄弟,並且發誓不帶紅領巾;成天打彈子、玩飛鏢、耍撲克、贏郵票,痛快了半年。這期間與另一幫小子打群架。對方的頭子是個瘸子,我小看了他,心想打不贏可以跑,不料被他抱住猛打。後來到派出所,判他有錯,讓他出醫藥費。眼球充血不久就好了;鼻樑骨被他打斷,當時不知道。一兩年後左鼻孔堵、右鼻孔空,經常咳嗽,右耳經常鳴叫,聽力也出了問題;七、八年後上了大學有了公費醫療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鼻中隔左曲、左鼻甲肥大、右鼻甲萎縮,都是那一拳頭造成的。做手術又遇到實習醫生,一個小手術折騰我兩個多小時,麻藥早過時了,疼得我半死;把左鼻腔割空了,實際上是手術事故。後來左耳也經常鳴叫。幸好是在考上大學以後,否則我這聽力就別想上大學。

讓我再回頭來說小學畢業在街道上混的後半年。這時候在石馬巷7號辦了一家高小補習班,一月要五元錢。校長兼教師姓章,聽說在舊社會是個當官的,解放後沒有工作;家裡小孩子多,生活困難;辦事處同意他辦個私人補習班。交了幾次作業後章老師就把我叫住問,學習不錯為什麼沒有考上中學?我說因為沒有鋼筆,墨沒有磨黏,卷子上浸成一團一團的。他問我看見別人上了中學自己想不想上?我說想上。他說好好學,今年借支鋼筆給你你一定能考上。幾個月後,到了放榜那天我看見章老師擠在人叢中抄寫補習班考上的人的名字,見了我立即大喊:你考上了五中!

四十年後,在陝西師大,我見一個人形象、聲音很像當年的章老師。問了幾句,立即驚歎,原來章老師是他父親!他,就是我校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的章竹君教授。

回想起來,小學畢業後在街道上的這一年我有兩點收穫:一是作為失學兒童,懂得了珍惜學習機會;孔夫子是“十有五而志於學”,我比孔夫子還早兩年,這要感謝挫折。二是作為住在“公館”裡的小少爺,與街道上那幫哥們在一起混,瞭解了城市貧民的多種疾苦。那時候我最佩服的就是街道辦事處的“幹事”。(關於劉幹事,有興趣者可到我的博客《遲到的祭奠》去看《劉漢卿》。他57年被打成右派並在“三年困難”時餓死)

初中三年,可以說是我“德智體幾方面都得到發展”的三年;畢業時班主任楊俊山老師說我是三好學生要保送我上高中,被我謝過。我順利地考上了省重點中學成都九中。

高中三年,-年,是我身體全面垮掉的三年。從不吃零食到嘴饞到饑餓到每天晚上上完自習兩條腿腫得像兩根柱子;脖子後面兩根筋中間深深凹下去,讓理髮員很為難。鄰居預言我活不了多久了。當然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所謂“面帶菜色”是普遍現象。我們街坊鄰居一個個死掉,除了年長者,令我久久難忘的有三個人:福德街的西南民族學院(後來民院搬走,遷來中共中央西南局)牆外的木料堆上經常坐著一個很英俊的青年,身高在一米八以上;據說是大學生,因為談戀愛被學校開除。一個月二十幾斤糧票,油票記得好像是三兩,肉票是半斤,他不計畫,不到半月就吃完了,只好坐在木料上發呆;幾個月後不見了,據說在床上躺著節省消耗,再後來就永遠醒不過來了。第二個是我們街45號院內一個女子,在我印象中她的個子和後來的郎平差不多;聽說她偷了別人一個手錶,情急之下扔進了井裡;公安局的人來讓人抽水打撈,把她帶走了。古語說“衣食足則知榮辱”,她餓得受不了才做出這下賤事;人們誤以為瘦小虛弱的人先死,那年月,淘汰的首先是大個子。第三個是周棺材的女兒,身材蠻好,可惜是傻子,被兩個外省人幾十元錢買走了,渺無音訊。(有興趣者可到《遲到的祭奠》去看《周棺材》)現在說這些幹什麼?因為這與我後來研究歷史很有關係。

我很幸運。最困難的歲月,我們學校的校醫早上坐在校門口,在每個學生的小腿上壓,發現有腫病就發一包“康復散”(炒熟的糠)和一包白糖。我每天飯後就吃幾勺糠舔幾口白糖,往往激動得熱淚盈眶,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現在想來,對於我來說,成為大學老師,就是天將降的大任吧。“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我算是領教了。對於糧食的珍惜,一直延續到現在。年,98級畢業時,好幾個同學給我的臨別贈言竟然是:“臧老師,你以後再別吃剩飯剩菜了!”

再回到四十多年前。

那時候我的理想,就是當一個醫生。我讀了很多中醫的書,也讀了《生物學》《人體解剖》《生物化學》之類的書,希望把中西醫結合起來,懸壺濟世、治病救人。

到了高考前,才知道嗅覺不靈不能報考醫科各專業;鼻腔的毛病逼得我只好改報理工科。那時候大學學科分三類:一類理工,二類醫農,三類文史。二類醫農考理化不考數學,一類理工科數理化全考。於是我趕緊複習數學。數學沒考好,理化也一般,我所擅長的作文又沒有寫完,結果可想而知,我這個差生又回到了社會上。

有小學畢業當失學兒童的經驗和教訓,這一次我立即制訂了自學計畫,還寫了一篇《出師表》。理工科是不敢考了,美其名曰“好馬不吃回頭草”;又說三角、幾何、代數是“無理取鬧”;決定考文史類,理由是,學習郭沫若和魯迅,棄醫從文,醫治國人精神上的病。結尾還說什麼“試看明年的高等學府,竟是誰人的去處”,接連打了一串驚嘆號。

-這一年“社會青年”的經歷,加之參與了辦事處的一些工作,讓我看到了社會上太多的混亂和苦難,這也使我“棄醫從文”更加堅定。那麼多關心和教育過我的師長和鄉親,帶著無奈和期盼的眼神離去,這使我有了一種焦慮,一種朦朧的社會責任感。現在想來這是我這一年最重要的收穫。

按照我病病怏怏高中三年的基礎,很難考上一所好學校。我參加了街道辦事處組織的自學小組,十多人來自不同學校。哪個學校某一門課程老師厲害,大家一交流就清楚了。於是我得到了幾門課最好的複習題,還讀到了彙集幾年來高考題標準答案和評分標準的書。這在六十年代初,對於一般中學生來講,幾乎是不敢想的事。就這樣,第二年8月,我接到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去北京前,自學小組的組長送我一個印著雷鋒像的書簽,他在上面寫著:“永勿忘集體的力量,戒驕戒躁,不斷前進”;這句話成為我的座右銘。

人們想像中的北京大學,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薈萃著振興中華的精英,這沒有大錯。但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概念。實際上,這裡薈萃著各種社會思潮。有人懷著振興中華的理想到這裡來追求民主與科學;也有人一旦來到這裡,就自命不凡,野心膨脹,夢想著出人頭地直上青雲,極左、專制與陰險的思潮極合其中某些人的胃口。無比的純潔、無比的骯髒,極寬廣的胸懷、極狹隘的偏見,在這裡“相容並包”,相互碰撞。在當時,在絕對化的階級鬥爭學說的誤導之下,一旦發生政治運動,所謂“相容並包”就會變成殘酷鬥爭甚至不擇手段的迫害。其實世上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關鍵在於社會體制及政治觀念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和人性的健康發展。

我帶著簡單的行裝,興匆匆來到偉大祖國的首都開始我的大學生活。我做夢也想不到,由於我不高的智商和複雜的家庭社會關係背景,我面臨的是難以預料的考驗。

二年級下學期,年夏初,我班一個同學在頤和園昆明湖學游泳不慎淹死。這個同學跟我關係很好,我的傷感你們可以想像。團支部書記堅持不讓開追悼會(現在想來,可能他背後還有人支配)。我以《為人民服務》中說的“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為依據質問他為什麼不讓開追悼會?他的理由是這個同學的家庭出身是資本家,還說我班一個高幹子弟十分悲傷是表現很不好,是喪失階級立場。我哪裡知道階級鬥爭的弦已經繃得這樣緊?他又問我對班上工作還有哪些意見?我披肝瀝膽跟他談了兩小時。

事後我心想,這個同學他爸媽都是志願軍戰士(他爸是隨軍記者,他媽是護士。東北地區的土改早,階級成分按他爺爺算),竟然是這待遇,那我在他心目中是什麼人呢?

幾個月後,當年秋天,我們全體同學都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運動中,我的言語行為都有人監視並且在工作組內部會議上受到上綱上線的批評,有的事根本與我無關也栽倒我頭上,我急了,說照你們這樣分析,我喊“毛主席萬歲”也會說我喊反動口號。沒想到別人就問“毛主席萬歲為什麼會是反動口號?”我張口結舌解說不清。

第二年,年6月,北大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們連夜從鄉下返校。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我才知道別人收集了我那麼多“反動言論”。不久,北京高校間開始串聯。在北京林學院,我碰到原四清工作組副組長王玉華。他告訴我,之所以那樣監督我,是因為我的檔案材料上寫著我“對黨團組織不滿”。我原以為我在鄉下那麼吃苦那麼努力能夠入團,沒想到卻落得這樣下場!我成了兩派革命群眾都不敢收容的要等待運動後期處理的人。那時節,我心裡想著的是捷克共產黨人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一句話:“即使是在鐵窗之內,也能找到對於將來有用的東西”;我該怎麼努力還怎麼努力。

第二年,年夏天,北京高校天派地派鬥得熱火朝天,爭著擴大勢力;我班部分同學所在的“紅旗飄”收容了我。年,兩派矛盾發展成為武鬥。7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要求兩派實行“大聯合”,矛頭一致對準反動派。兩派學生坐在一起,多少天沒人說話。我的同學知道我說話隨便,一再叮嚀我“不要說話!”歷史系辦公室主任吳維能看大家沉默,就不時講幾句,無非是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之類。到十月份總算揪出了挑撥兩派革命群眾的“壞蛋”。系上召開批判會,有人忽然喊出“把吳維能揪出來!”、“打倒吳維能!”的口號。原來“壞蛋”就是吳維能。我到現在還記得當天散會的時候,吳維能走在我旁邊,向我投來那無助的可憐的眼神。我作為一個背上有黑鍋的人,不敢流露絲毫的同情,只有答以冷漠的目光。吳第二天淩晨服毒後又跳入圓明園湖中自殺了。沒幾天,另一個據說在紙上寫出“油炸江青、絞死江青”的“反動學生”姚成玉也被揪了出來。

我班某人對工宣隊講,我班應揪出兩個反動學生,一個是我,反對毛主席;另一個同學,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我找到工宣隊,一一辯解那些所謂“反動言論”的污蔑不實。第二天,工宣隊在會上說:“有的人,我們想為他搽去屁股上的屎,他卻想往自己臉上貼金。”這話只有我能明白,是說給我聽的。事後很快就畢業分配,我能回四川但我不敢回,因為背上有黑鍋,怕影響到家裡。我帶著沉重的思想包袱來到陝西乾縣“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到華陰縣的部隊農場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年5月,我被分配到陝北佳縣農村中學任教,直到年8月。

在佳縣的這十年我一直在鄉下,但我過得很舒心。貧下中農尊師重教,我下鄉吃得比公社主任書記還好,更沒有人惦記著記錄我的什麼言論。我努力勞動努力教書,常有人提議要跟縣廣播站寫報導表揚我,都被我拒絕。我心裡明白我是什麼人。這十年我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在瞭解城市貧民的基礎上我又瞭解了窮鄉僻壤的農民。這對我思考中國歷史的很多問題很有幫助。二是在那寧靜的山谷裡我讀了很多書,基本上彌補了由於“文革”大亂耽誤了的大學課程。

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我跟學生一道在深山溝裡遊行。學生問我“毛主席屍骨未寒,為啥那麼高喊打倒江青?”我說:“江青不是好東西。”說出這話,我深深吐了口氣,我感覺到我解放了。因為江青的女兒李訥對北大歷史系的情況很瞭解;在兩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江青說過“‘紅旗飄’裡准有壞人”的話。這“壞人”,很可能就是“反對喊毛主席萬歲”的我。

年恢復高考,年我到陝西師範大學參加評閱高考歷史試卷。我旁邊坐的是歷史系的郭煥珍老師。他問我為什麼不考研?我說我專業和外語丟了十多年,哪能考得上?第二天,好幾個老師拿來了考研試題給我看,我一看不是很難,就感覺到還有可能再讀書。

年,我考上南京大學歷史系先秦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在南京,我遇到那個“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的同學,他告訴我,在畢業時,同學們作鳥獸散,他最後離校,工宣隊郝師傅才告訴他,有人一心要把我們兩人打成“反動學生”;工宣隊經過分析研究認為,我們兩個雖然生在舊社會,但是都長在紅旗下,家庭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壞右,怎麼會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呢?於是把那些人整的“黑材料”統統燒了。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背上沒有“黑鍋”。

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在班級宴會上,那位在我檔案中立場鮮明地寫了一筆的團支書過來猛拍我背,說:“歡迎你到石家莊來,吃、住、行我都給你包了!”有這句話也就夠了,我舉起了酒杯,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吧。他的作為和我的經歷,都是那個時代,那個錯誤的路線造成的。

最近,歷史文化學院的史學網上很熱鬧,一些老師正在激烈地討論那個路線到底是不是錯誤的。有位老師發帖希望我也發言。我想,我今天在這個會上的發言也就算是我的一家之言吧;那個路線對不對,同學們自己思考。

話說回來,我得感謝這位團支書。要不是他那一筆,我不會死心塌地地躲在那個寧靜的山溝裡,結交農民朋友,瞭解中國農村;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我踏踏實實地讀了十年書,彌補了大學課程。孟子所說的“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想我算是經過了;今後再有什麼委屈,恐怕都是小菜一碟了。

孟子的話還有一條,叫“勞其筋骨”。與精神的痛苦相比較,“勞其筋骨”應該說也是小菜一碟;甚至可以說,“勞其筋骨”是治療心靈創傷的一劑良藥;在與貧下中農一道“戰天鬥地”的時候,我忘記了背上的黑鍋,感覺到自己頑強的生命力。

就這樣,老天爺把“大任”降到了我身上——在南京大學取得碩士文憑之後,年12月28日,我來到陝西師範大學,成為以前想也不敢想的陝西師大的老師!

下面講第二個問題:我與師大,講我在陝西師大是怎麼當歷史老師的。在這裡我工作了二十六年,想說的話太多了!我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經驗、教訓,痛苦、快樂,幾天幾夜講不完。時間關係,不能很具體地、細細地講。只能簡單地講一些事情和自己的感悟。

前不久我寫了兩篇散文,一篇叫《我與斯先生》,一篇叫《鬱悶》。承蒙中文系劉靜老師不棄,把這兩篇都發表在他們辦的刊物《呼吸》(年第五期)上了。同時,這兩篇散文也發到了我們歷史文化學院“數字史學網”《西嶽論壇》我的專欄《戈辰隨筆》上(網上第二篇的題目是《答呂博》。)這兩篇散文談到我在陝師大經歷的一些事情。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

下面講的內容,有些與這兩篇散文重複,有些算是這兩篇散文的補充。

年底,我到陝師大報到。幾天後,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楊德泉先生找我談話,說是要我來的目的,是給斯維至先生當助手。斯先生年事已高,眼力不濟,腿腳不便,希望有人幫他整理文稿,查找資料。我在做研究生時讀過斯先生的文章,他研究的問題與我的碩士論文內容相近。我當即欣然應允。

其後不久,應約到斯先生家拜望。斯先生跟我談了幾個小時,意氣相投,甚為爽快;當即拿出幾頁稿紙,讓我幫助校改。臨別,師母何兢時高興地說:看來要解決歷史分期這個問題,還是得要有幫手,共同努力。這時,我意識到,斯先生是以解決“古史分期問題”為己任的。我當然也願意為此努力。

年,我寫了一篇《孔子仁學的歷史地位》,參加在曲阜召開的孔子學術研討會。我給當時在本系的陳俊民老師看了。他說,文章很不錯,可以幫我推薦給《陝西師大學報》發表。我心裡想,我是斯先生的助手,還是請斯先生推薦更好,就婉言謝過,把文章送到斯先生處。過了多日,發現斯先生根本沒看,沒有意見也不願意推薦;而且對我明顯冷淡,文稿也不再請我校對。是什麼原因?我也沒仔細去想。不久,得知延安大學一位教師郭政凱考上斯先生的研究生;延大不放人,說是中國古代史沒有教師上課。為讓郭政凱按時就讀,我答應84年上半年去延大代課半年,算是為斯先生盡一點力吧。

大約是年,斯先生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請系上一些年輕教師幫忙,我一點也不知道。事後,秦暉奇怪地問我:你什麼事情把斯先生得罪了?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問斯先生為什麼不讓臧某辦這些事?斯先生答:“咱不敢請,咱請不起。”我想,可能是斯先生讓我聽他的課,我因忙沒去聽?還是先生讓我校改的文章沒有及時改出?應該不至於呀!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旁人卻有理由認定,那是因為我的不學無術;所以後來在談到存在“有文憑卻沒學問”的現象時,就在我的名字前加上“如”,在我的名字後加上“之流”來證明。我也覺得似乎如此,只好以“夙夜匪懈”、努力讀書來彌補了。

一晃十五年過去,我與斯先生幾乎沒有來往。年中,南京大學的古文字學老師洪家義先生到西安開會,說是想看望斯維至先生。我領著洪先生來到斯宅。他們是老朋友了,相談甚歡。斯先生談到他的幾篇文章,洪先生很想拜讀。斯先生說,這幾篇收入臺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但這書他只剩下一冊不能相贈了。洪先生說他還要在西安停留數日,借去讀過,由臧振負責送還。斯先生同意了。斯先生這書出版後送過一些人,我卻沒有見過,這次可以乘機拜讀了。閱讀中,發現此書校對極差。大約是臺灣書商無人願出此力,而促成此事的杜正勝也不可能為之逐字校對。我覺得,這事我有責任,應該由我為斯先生校對。我對斯先生的歉疚又加深了一層。

讀罷還書,斯先生問:你是怎麼認識洪家義的?答: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洪家義老師教我們古文字。問:你不是四川大學的研究生?答:不是。問:你本科是在四川大學?答:不是。問:在哪念的?答:在北京大學。斯先生沉吟有頃,又問:那你跟四川大學沒有關係?答:沒有。

過了幾天,斯先生打電話叫我去,把上述問題幾乎一字不變地又問了一遍,我也幾乎一字不改地答了一遍。這次加了幾個問題:“你跟趙世超不是同學嗎?”“不是在川大,是大學本科,在北大,我比他高兩個年級。”“你跟李裕民是同學?”“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所以我叫他李老師。”“你跟胡戟是同學?”“他是研究生,所以我叫他胡老師。”審問結束,斯先生不說話了。沉默良久,斯先生長歎一聲,說:“我弄錯了!”

斯先生告訴我,我來師大不久,有人到他家對他說:那個臧某在四川大學讀書時,在文革中打過徐中舒先生,迫害批鬥過蒙文通。斯先生一聽,徐中舒、蒙文通是我的恩師啊!我怎麼能讓這樣的人做我的助手呢!從那時起,他就決定不再與我交往。得意弟子郭政凱留校後不久,又因各種原因去了美國。他曾多次希望系上給他另配助手,系上總是說沒有合適的人和名額編制無法解決。於是,斯先生的著述活動基本停止。後來寫過《姓名的故事》的小冊子,雖有不小社會效益,但在斯先生,也只是聊補無米之炊的意思。

我記起,在我剛到師大不久,在教工食堂吃飯,幾位歷史系的年輕教師坐到一起。其中一位問我是哪裡人,我答:四川人。然後他說四川大學歷史系很強啊,有徐中舒、蒙文通、繆鉞……。又問我跟這些先生有無交往?我其實對四川大學不很瞭解,只好據實笑答:跟徐中舒先生見過一面,就是他在被批鬥時。文化大革命大串聯中,我住在川大。一天聽同學說要批鬥徐中舒,問我去不去看?我慕名而往。至於蒙文通,我去時已經死了。一天路過蒙文通故居,同學指著窗戶給我看說:這是蒙老頭的書房。就是這番話,在認定我是四川大學學生的人聽來,很難有別的解說了。

一場持續十五年的誤會解除了。十五年,對我來說有無數的損失;我的學術道路因此走得艱難曲折。然而更為受害的是斯先生——先生的學術生命幾乎因此而斷絕。誤會解除後,斯先生不時電話約我到他家聊天,我有空一定去;逢年過節再提一點小禮物。我因此更深入地瞭解了斯先生,曾帶上答錄機錄下他的回憶。但很快就發現,年過九十的斯先生,記憶不是很清晰了。

最近,斯維至先生《史學文集》就要出版了。我花了約兩個月時間一字一句細讀,希望出版之後儘量不出差錯。之所以如此認真,是因為我總覺得欠了斯先生什麼而且無法彌補。我不埋怨斯先生,斯先生沒有錯。他對他老師的尊敬,他的耿直,值得我學習。我也不去責怪一知半解想當然自以為是亂傳話的人。整個事情是“文革”荒唐的後遺症。最近的一些事使我感到我們國家受這後遺症的危害還沒有完全過去。作為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從實踐和理論上厘清“文革”的是非。

十五年間未能受教于斯先生,我之所以還能安身于師大,因為這裡還有識我、用我、令我受益和值得我尊敬的先生。他們是:黃永年、朱本源、趙吉惠、趙文潤,以及九十年代來到師大的李裕民、胡戟等先生。

記得我評副教授的時候,我提交的成果有我翻譯的《白話莊子》的部分內容,我承認這是“通俗讀物”,很可能是不算數的。沒想到黃先生讀了我譯的內容說,能把《莊子》的這些句子準確地譯為白話,說明他的古漢語和白話文的功底不錯。有了黃先生這話,我評職稱沒有受委屈。那時候,我和黃先生沒有任何交往。

記得我為了撰寫《白家甲的家族公社》,涉及有關理論問題。我去求教朱本源先生。朱先生拿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中、英文版本,指出其中的翻譯是有問題的,而且,一百多年來,隨著研究的進展,這些詞彙的內涵也在變。我僅僅找過朱先生兩次,卻解決了我的大問題。尤其是第二次,朱先生的熱情、誠懇令我十分感動。

趙吉惠先生來到陝師大不久,得知我的專業是先秦思想史,就把我抓住不放,不斷交給我任務,督促我努力。那時候,一貫懶散的我愛發的牢騷是:“趙吉惠又召集會了!”實際上,我從他那裡受到的教益、得到的資訊應該說是最多的;他使我在專業領域沒有十分落伍。

趙文潤先生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我當副主任,合作十多年。用他的話說,我們“沒有紅過臉”。記得我初來不久寫的那篇文章《孔子仁學的歷史地位》,陝西師大學報堅決不發。我只好交給齊魯書社,發在會議論文集中。他拿去翻了翻,看到我的文章夾在金景芳、龐朴、王煦華、安作璋、徐喜辰等名人的中間,立即點頭,不再相信臧某完全“不學無術”。

由於有這些先生把關,八十年代,我幾次打消了離開師大的念頭。

年開始,我接管了歷史系的“文物陳列室”。

幾年前我就發現歷史系有一批十分精美的文物,由系辦公室郝順時老師經管,頗為神秘。後來系上分來一個北大考古系學生,對文物略加整理,不久又要調走;於是我“乘虛而入”,進駐文物室。與精美文物朝夕相處,又能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趕我我也不走了!

從年到年管了十七年。十七年間,成天擔心文物的被盜和損壞。在教學六樓時,一次幾間辦公室的門被撬,我即住進文物室,與北京猿人為伴三年,到買了兩個大保險櫃才放心搬出。年評崗位津貼時,我才知道我這個“文物陳列室主任”什麼都不算:一無人事權(光杆司令)、二無財權(經費)、三無級別和編制(連副科級也不是)。後來我才發現還有一條:四無收入。整整十七年,沒有計一個工作量,沒有掙一分錢。相反,為了避嫌,我上任時把自己在陝北搜集的幾件文物和一些古錢幣全部捐出。那麼我圖的是什麼呢?答:我在文物室與文物打了十七年交道,每一件藏品我都那麼熟悉,這使我深入到了中國歷史的另一個側面——物質文化藝術領域。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我得到了一個安靜的工作環境,就這一條,別說不掙錢,貼上錢我也願意。

年陝西師大博物館成立,這批文物終於有了一個既安全又能夠讓大家參觀的地方。布展結束,我如釋重負,辭去了所謂“館長”的職務。我辭職其實同時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校區給教授配備了工作間,我的書和書桌有了放處。

八十年代末我曾經想到廣州博物館工作,管上文物室以後我就決意不去了。廣州博物館的工資比師大高得多,但是在那裡永遠不可能搜集到與秦始皇、武則天有直接關係的文物。一個史學工作者,能夠經常感受到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的包圍,那是一種享受。陶潛有詩云:“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夫何如!”我在陝師大,是“身居十三朝古都,縱覽五千年風雲”,也常研讀《穆天子傳》與《山海經》,遙與五柳先生有同樣的精神慰藉,這是福分啊!

文物室十七年,最令我沾沾自喜的是搜集到兩件可與校圖書館鎮館之寶“瓦書”並列的珍寶:一磚一石。磚是“秦宮鳳紋磚”;石是“唐閻莊墓誌”。鳳紋磚,出自咸陽窯店秦宮遺址;群鳳起舞,美輪美奐,帝王氣象;其藝術價值、科學價值都是第一流的。閻莊,是武則天的兒子——太子李弘的管家。其墓誌銘文由唐代著名碑版文文學家李儼撰寫,書法是唐睿宗書臣高正臣的手筆,內容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所以也應該是一級文物。

秦國分封宗邑的“瓦書”,加上秦磚、唐石和我參與購買的那一批秦漢瓦當,成為新建立的陝西師大博物館中的亮點。現在每當路過博物館外,我都有會一陣滿意的回憶。

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幾年,除教學外,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頭一件是主編上百萬字的《尚書詞典》。在該書前邊寫了近四萬字的《尚書概述》。

第二件事情是整理《陳高傭先生遺稿》。陳高傭先生(-)在民國年間已是著名學者和進步的社會活動家,任西北大學教授。年調西安師範學院(陝西師大前身)歷史系任教授,年被劃成“資產階級右派”。

教書無權、報國無門之際,陳先生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國學經典的閱讀詮釋之中。歷近二十年,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完成了《老子今解》、《墨辯今解》、《公孫龍子今解》、《論語稿》、《鹽鐵論稿》等十余部著述計萬字,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六年前,在庋藏二十多年之後,陳先生的後人信任我,把遺稿全部交給我,請我代為整理出版。我與研究生趙燕姣同學一道,將老先生那些繁、簡並用,楷、行、草混雜的字全改作繁體;將那些在“三年困難”時期生產出來的發黑的紙上用淡淡的墨水寫出的文稿一字一句辨認出來,輸入電腦。此事歷時一年多。然後又請韓曉梅同學將列印稿與原稿逐字校對一遍,歷時將近一年。到今年6月,終於將一百萬字的校對稿寄給有關出版社。

第三件事情就是收集整理和校對《斯維至史學文集》並為之寫一篇《校讀後記》。前邊已經涉及這裡不再重複。

做這些事情,既不是什麼級別的項目,也沒有人給我記工作量,更沒有什麼外快。事先沒有考慮這些,只覺得有意義。做完了,該退休了,我忽然明白了:承前啟後,承傳文化是歷史賦予我的使命。我智商有限,能力有限,經歷曲折,在學術上難以有突出的成就,但知識還足以教授學生。

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數字史學網”《西嶽論壇·戈辰隨筆》,是我與學生交流思想的園地。我退休後,《戈辰隨筆》將是我繼續與學生交流思想的園地,也是我繼續從事學術活動的陣地。

許多事情是要事後才能弄明白。為了作這個報告,我仔細想了好多日子:我之所以能成為大學老師,當然得有自己執著的努力;但是對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父老鄉親的愛護,同學朋友的幫助,老師的耐心培養,以及時代的磨練,我才得以戰勝一個個困難走到今天。一句話,是社會和時代造就了我。我屬於這個社會,屬於這個時代,無法逃遁。為社會、為我們所面臨的這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也是大有希望的時代效力,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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